[35]神橋一彦「憲法と行政法——行政法における基本権「侵害」の意味を中心に」同『行政判例と法理論』（信山社，2020年）65頁参照。
[42]采取行政=法律的执行模式，在法律保留上也就意味着采取全部保留说的立场。行政立法应当包含在法律保留的法律中。
行政机关在采取权力性行为形式时，无论是侵害国民权利自由还是免除国民的义务，均应有法律的授权。如果不符合其中的某个特征，就不符合侵害要件，就无需法律的根据。[65]参见应松年：《依法行政论纲》，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1期，第30页。[39]渡邊亙·前揭注[27]116-117頁参照。[25]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初宿正典編訳）「現代民主制的社会国家における国家と社会の区別の意義」同『現代国家と憲法·自由·民主制』（風行社，1999年）61頁以下、藤田宙靖「E·W·ベッケンフェルデの国家と社会の二元的対立論」同『行政法の基礎理論（上）』（有斐閣，2005年）95頁参照。
[53]之所以有这种转变，其背景在于，在国民主权确立之后，议会与行政的关系转为协作关系。这时，法治国家的重点问题由过去的行政权的合法性逐渐转为立法权的合宪性，并通过设置宪法法院实施违宪审查维护宪法的权威性。这是因为在一部法律没有确定一项主观公权利的前提下，如果这部法律对于它所规制的事项的边界也没有拟定的话，那么这部法律的独特性就存在问题。
三、 社会法定位对于《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的影响 《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社会法定位对于其实施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如果法律实施的专责主管部门是民政部门，通常会把这部法律归类为社会法。但是曾几何时，这些机构在社会上日渐凋零。第三，由于家庭教育指导机构并不是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章授权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家庭教育促进法》并没有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对家庭教育指导机构作出了不提供家庭教育指导决定的行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者向其主管部门提起行政复议，只是在其第50条规定了责令限期改正或者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予以处分的不利后果。
对于《高等教育法》和《教育法》来说，由于公民的受教育权的保障主要是由承担国家公共教育职能的教育行政部门来承担的，那么《高等教育法》和《教育法》显然属于行政法的部门法范畴。《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后，是时候重新焕发这些机构的生机与活力了。
（三）本法没有界定家庭教育工作职责的范围 《家庭教育促进法》作为主要由客观法规范组成的法律，虽然规定了行使家庭教育公共职能的各类公共机构和社会组织的行为准则，但是对这些机构和组织的职责的范围却没有清晰界定，这不仅为正确理解《家庭教育促进法》第50条规定的不履行家庭教育工作职责和第51条规定的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职责带来困难，而且也为正确认识《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法律部门定位带来困难。但是，从《家庭教育促进法》的规定看，其并没有明确家庭教育工作的专责主管部门是教育行政部门、妇联组织还是其他部门或者组织。从家庭教育对应的英文词汇来看，西方学术界过去使用的是Childrearing（育儿），现在使用的Parenting（教养）。由于《家庭教育促进法》在文本上存在若干规范缺失的问题，导致其在法律部门定位上存在困难，但是通过分析其与教育法、婚姻家庭法和社会法的关系，发现从社会法的部门法定位对其进行认识将有助于它的实施，并有助于加强其与社会法内其他法律法规如《妇女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衔接。
与此同时，随着90后等年轻一代父母的出现，育儿问题成为了一个棘手的社会问题。[15]现代家庭教育学的研究表明，家庭教育所带来的文化资本效应对于未成年人的成长是终身影响的。[10]诚然，《家庭教育促进法》主要涉及父母、未成年人和国家这三个主体，以及父母与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教育关系、国家与父母的家庭教育促进关系这两对法律关系，但是从《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文本来看，出现了一些新的足以引起重视的内容。有学者指出，教育法律关系中的核心是师生关系，由师生关系建构起教育法律体系的大厦。
在实践中，大多数地区都是由妇联组织、教育行政部门、关工委、民政部门、卫健委等部门和组织共同负责家庭教育工作，这就导致了负责家庭教育工作的职能部门庞杂，各部门的职责不清，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乏力等突出问题。再次，对于家庭教育的内容和原则，《家庭教育促进法》都做了规范指引。
《家庭教育促进法》亦是如此。从这四点内容可以得出以下观点：第一，《家庭教育促进法》排斥了亲权的主张。
目前从各地的调研情况来看，家庭教育发展不平衡的现象较为严重，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初步建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而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有的覆盖面不够，有的尚未起步。这就要求政府提前谋划，积极应对，可以借鉴美国实施早期开端计划(Early Head Start)的经验，先从留守流动儿童家庭的教育指导服务政府购买做起，待积累经验后再逐步推广。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的通知》（国发〔2017〕9号）《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1年版）》（发改社会〔2021〕443号）等文件精神的要求，基本公共服务具有基础性和全局性的特征，因而要朝着均等化的方向迈进。[3]当前，促进型立法诚然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立法类型，便利了政府部门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能，但是促进型立法本身还不是一种独立的法律部门。从社会法增进普通家庭的社会福利而言，在基本公共服务十四五规划制定的过程中，有必要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的范畴，从而推动我国城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根本转型。为此，本文着重就这一主题进行学理阐释，从而推动《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正确有效实施。
例如，针对0-3岁的婴幼儿，此时更多是关涉父母怎么抚养的问题，还较少涉及父母怎么教育的问题。妇女联合会的专门职责有：设立家庭教育指导机构和开展文明家庭建设等。
从官方的态度来看，《家庭教育促进法》也是被当作社会法的。《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制定虽然解决了家庭教育管理的法律依据问题，但是就其法律实施而言，还有很多问题值得讨论，这其中的一个基础问题就是它的法律部门定位。
[14]为此，针对婴幼儿照顾服务，国务院办公厅还专门印发了《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15号）。例如《高等教育法》（2018年）除了规范国家和各类高等教育机构的职责外，还在第9条规定了公民依法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2]虽然家庭教育法律最后被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时是称作《家庭教育促进法》，但是从它的法律文本来看，对其进行法律部门定位依然存在较大困难。例如，留守流动儿童家庭虽然在近几年有减少的趋势，但是并没有完全消除。英语中很少使用family education，而与此相接近的词汇是family life education（家庭生活教育），但是其侧重于国家和社会对家庭的指导。根据促进型立法所规范的公共事业领域的不同，才能确定其属于何种对应的法律部门。
第二，《家庭教育促进法》并不单单是从未成年人权利保护出发，而是从培养对国家有用的人出发，这实际上就打通了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边界，为《家庭教育促进法》第6条规定的建立健全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机制铺平了道路。而国家与家庭之间的家庭教育促进关系主要不是教育行政管理关系，而是家庭教育服务关系。
基于此，《家庭教育促进法》在总则国家支持社会协同等章节中用了较大篇幅回应了新时代家长的现实需求。目前，《江苏省教育厅关于加强与改进中小学幼儿园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意见》（苏教基〔2020〕19号）对此做了专门部署，但是很多地方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说还做不到这一点。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民发〔2019〕62号）的精神，对事实孤儿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也应该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二）婚姻家庭法（偏重私法）的观点及其不足 研究婚姻家庭法学或者未成年人法学的学者更多会从亲权、监护或者国家亲权的视角来看待家庭教育立法。
因为有关部门一旦对《家庭教育促进法》采取了相应的部门法定位，就会影响到它今后的实施走向。从《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文本来看，其确实有着明显的社会法特点，主要表现为社会福利和特殊权益保障两方面的法律规范。（一）教育法（偏重行政法）的观点及其不足 将《家庭教育促进法》定位于教育法，是一种极为自然的观点。总体上看，家庭教育立法本身就带有国家干预家庭教育活动的色彩，虽然《家庭教育促进法》第4条第2款强调了国家的指导、支持和服务角色，适度调适了国家介入的强度，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国家干预是《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底色，只是国家干预的方式主要不是强制，而是倡导、指导和帮扶，这也就是立法者所讲的家庭教育不再是传统家事，而是国事了。
（一）突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目前，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属于公共服务但还不属于基本公共服务的范畴。其次，《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家庭责任章只提监护人的责任，未提监护人的权利。
文章来源：《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4]虽然自全国妇联和国家教委于1996年9月16日联合制定《全国家庭教育工作九五计划》以来，有关部门和组织制定了大量的家庭教育政策文件，确实推动了我国的家庭教育事业发展，通过立法来解决家庭教育管理的体制问题依然刻不容缓[5]，但是《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出台并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家庭教育促进法》第6条的规定真实反映了我国当前家庭教育管理的基本格局，但这对于判断它的法律部门定位却是不利的。
（三）突出家庭教育社会治理 《家庭教育促进法》第1条将增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作为立法目的明确宣誓出来了，这实际上突出了家庭教育的社会治理功能。家庭教育带有的这种强烈的外部性色彩决定了立法者应该从社会法的视野来制定家庭教育法律。